作为一名跟随毛主席参加革命的将军，甘祖昌对新中国的成立所做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那时候，国家有政策，在父母退休后，可以由一个子女来顶班。在老伴龚全珍离休后，甘祖昌的四女儿便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对此，任何人都没有异议，但甘祖昌却不这样想，特意把女儿叫到面前……
1976年，在甘祖昌的家乡当了15年小学校长的龚全珍，从岗位上离休。想到龚全珍终于能休息了，全家特别高兴，在一起吃了一顿好饭。
按照当时的规定，在龚全珍离休后，她家可以推荐一个子女出来顶班。这件好事，落在了四女儿的头上。
知道这件事情后，甘祖昌想了又想，还是决定找女儿谈谈，便把女儿叫到了面前。见到女儿后，甘祖昌说：“我认为，你已经长大了，就应该自谋出路，给国家减少负担，把这个机会让给别的有能力的人。你呢，可以干一些别的工作，就不要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吃老本了……”
在出生于农民家庭的甘祖昌看来，做人要不忘初心，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让子女有这种优越感，而是要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好好为国家出力。
1905年3月23日，甘祖昌出生在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的一户贫苦农家中。甘祖昌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生活就过得十分艰难。
甘祖昌刚刚6岁的时候，在舅舅的接济下，仅仅读了一年私塾后，便在家里种田和到地主家做应工。这种应工，与长工和短工都不一样，是一种随叫随到的，不用就被撵走的工作。
1920年，由于甘祖昌为人忠实可靠，被外地回来办学的陈竞进、谢运鹏和朱绳武等人看中，将他发展为农民协会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开展农动；1925年，20岁的甘祖昌，担任了坊楼乡土改委员会主任。
1927年7月，江西省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方志敏来到坊楼，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会后，甘祖昌主动找到方志敏，向他请教。谈话中，方志敏向甘祖昌讲述了农民贫穷的真正原因。
听了方志敏的讲解，甘祖昌心里对中国革命，有了初步的了解。回去后，甘祖昌仔细地想了方志敏的话，对事业产生了向往。8月24日，在谢运鹏和苏国珍的介绍下，甘祖昌秘密参加了中国。
9月，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经过江西莲花县，前往井冈山，让井冈山的革命形势好转，鼓舞了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性，打开了这里的革命局面。
1928年8月，在党组织的介绍下，甘祖昌被调往莲花红色独立团军需处，担任了处长，负责修械所和其方面的军需工作。
那时候，甘祖昌不仅要负责修械所的工作，还要参加战斗，任务很重。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修械所的们都有一副担子，敌人来了，就挑起担子，把工具挑在肩上，到了安全的地方后，再生起炉子，继续开工。
就在这一年，组织上决定派遣甘祖昌前往井冈山，参加井冈山红四军训练班的学习，聆听毛委员讲课。接到通知后，甘祖昌十分激动，他没想到，这样的好事会落在自己头上，简单收拾了一下，当天下午便出发了。
对此，们都劝他第二天再走，这一天无论如何也赶不到井冈山了。听了们的话，甘祖昌却不这样想，他的心早就飞到井冈山去了。
虽然，甘祖昌在路上舍不得休息，但他刚到永新，天就黑透了，肚子也咕噜噜地叫。甘祖昌摸了摸肚子，向前走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一家小客店，匆忙地吃了一口饭，付了钱便要继续上路。
想到夜间的山里特别寒冷，山风也大，店主便劝甘祖昌留下来，休息一晚再走。甘祖昌从店主的话里听出了好意，转身谢了谢，便匆匆忙忙地上路了。
到了半夜，天上突然下起雨来。雨水打在甘祖昌的身上，浑身都湿透了，冻得他上下牙齿“噔噔噔”地碰个不停。他知道不能休息，所以必须要向前走。
走着走着，甘祖昌发现在前面有一个窗户，还亮着灯，便赶紧走上前去，敲了敲门。门开了，是一位老人家。看到甘祖昌后，老人家和蔼地说：“天还没有亮，怎么就来敲门了，你是谁呀？”“老伯，我是路过的，下雨了，我的衣服全湿了，您能不能让我进去歇歇脚，烤干衣服我就走。”甘祖昌赶紧回答说。
听了甘祖昌的话，老人举着油灯，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甘祖昌，见他冻得直发抖，说：“这黑天瞎火的，还下着雨，你怎么还赶路呢？快进来吧，屋里暖和。”
甘祖昌随着老人进了屋，来到火塘边，加了一把柴，将火燃旺，让他烤衣服。在甘祖昌烤衣服的时候，老人坐在一边，和他聊天。得知甘祖昌要去井冈山的时候，老人家说：“你去井冈山，是干革命的吧？我儿子就在井冈山当红军。你怎么跑到茶陵来了，这里离井冈山还有五六十里地。不过，我知道一条近路，明天早上，我就带你去。”
第二天一早，老人家便起来为甘祖昌做了早饭，并准备了一些烤红薯，让他在路上吃。在翻过几座山后，老人在山脚下指着一条小路说：“小伙子，你沿着这条山路，一直往前走，翻过那座山后，就到了井冈山了，我就送到你这里了。我的儿子叫‘陈毛崽’，如果你见到他，就对他说家里一切都好，让他安心革命。”
告别了老人家，甘祖昌沿着山路一直向前走，在中午的时候，便到了井冈山。得知甘祖昌的身份后，一位办事员将他带到八角楼见毛委员。
见到甘祖昌后，毛委员说：“来了，很好，你叫什么名字？”“报告首长，我是红军战士甘祖昌！”听了甘祖昌的话，毛委员笑着说：“你是江西老表，莲花人，对吗？快坐下说。”
甘祖昌坐下后，毛委员说：“去年9月25日，我们到过你们莲花。你们是一支枪起家的，现在怎么样了？”甘祖昌回答说：“我们赤色队现在已发展成红色独立团了。”
听了甘祖昌的话，毛委员十分高兴，说：“一支枪发展成了一个团，恭喜你们啊！我相信，以后，还能发展成一个师、一个军，革命持续不断的发展，人民武装也会慢慢的壮大。”
接着，毛委员又问甘祖昌识不识字，甘祖昌表示上过一年多私塾，毛委员听了十分高兴，说：“参加革命了，要不断学习，这次办干部训练班的目的，就为了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可是，敌人不让我们学，又来捣乱了。他们纠集了十万人，来打我们。我们的训练班只好改期再办了。”
后来，毛委员又向甘祖昌询问了莲花县武装斗争的详情，并嘱咐他说：“我们的学习班办不成了，敌人要发动进攻。你回去告诉县委，要组织好红军和赤卫队，狠狠打击来犯的敌人，你们扯住了敌人的手脚，就是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出力！”
这次谈话，让甘祖昌对革命的前景感到一片光明，对他影响十分巨大。回到莲花后，甘祖昌将毛委员的话，向组织上做了汇报。
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甘祖昌被敌人的斧头伤了头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才慢慢康复，但在额头上留下了一道伤疤。
1930年12月，甘祖昌被调到湘赣军区红军兵工厂，担任了副科长，负责部队的生产计划和原料采购。另外，他还兼着会计、出纳，管着部队上一百多人的伙食。
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9月，再一次外出筹粮的时候，甘祖昌的脑袋被敌人的一颗流弹击中，再次受伤 。
10月，红军开始长征。不久后，甘祖昌随部队参加了长征，还差点将命留在雪山上。后来，甘祖昌还是拉着任弼时的马尾巴，才走下了雪山。长征结束后，甘祖昌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补充团的供给处主任。
在抗日战争时期，甘祖昌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他担任了359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后来，部队进驻南泥湾，此时的甘祖昌，是359旅供给部副部长。
内战爆发后，甘祖昌被任命为晋绥军区359旅供给部部长。随着部队的发展，又历任了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部长、第一野战军二军后勤部部长。
1949年，甘祖昌调任第一兵团后勤部部长，随部队进军新疆。在新疆，10万大军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便是吃饭问题。
为了解决好这样的一个问题，报经王震同意，甘祖昌带队到全疆进行了调查。经过20多天的调查，甘祖昌对王震说：
“有办法了，新疆连续3年丰收，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窑里，不给发动排斥。究其原因，是反动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导致牧民没有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大家可以和苏联大使协商，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的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粮食问题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了。”
听了甘祖昌的建议，王震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很快便打开了局面，解决了10万大军的粮食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祖昌历任了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处处长，兼财务处处长，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
期间，经过甘祖昌的努力，稳定了新疆的物价，对新疆的和平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2年，在到郊区检查工作、经过一座木桥的时候，由于特务破坏，甘祖昌乘坐的轿车掉进河里。甘祖昌上唇裂成三片，下额脱臼，身负重伤，经过手术，外伤痊愈了，却给他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
后来，由于受震荡后遗症困扰，甘祖昌经常昏倒。为了养病，甘祖昌前往庐山休养，没有好转。
穿着将军服的甘祖昌，心里很不是滋味，总感觉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回到家里后，甘祖昌对妻子龚全珍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后来，甘祖昌便给组织上写信说：
“自1952年跌伤后，我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有准备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
1957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甘祖昌当面向萧华提出了辞职的申请。这一次，他的辞职申请终于获得了批准。
8月，甘祖昌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回到了故乡莲花县。这是20多年来，甘祖昌第一次回到故乡。对此，年仅34岁的妻子龚全珍说：
“老甘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就像他说过的那样，‘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就做简单的，决不能 无功受禄，决不能不劳而获’。”
临行前，甘祖昌说：“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于是，全家14口人，将行李精简为3个箱子。另外，甘祖昌带上了自己精选的8只笼子，里面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
回到家里后，甘祖昌把全家的人们都叫到一起，宣布了两件事情：“一、我回来当农民，和你们一样是个平民百姓，靠劳动过生活。你们看，我把新疆家禽家畜的优良品种都带回来了，为的是在家乡发展生产；二、我们家以前受过反动派的摧残，以后有苦同当，有福同享。”
在大家的推举下，他的弟弟甘森昌当家，甘祖昌和其他人都服从甘森昌的指挥种田。就这样，甘祖昌正式成为了一个农民，以种地为生。
每天，天刚亮，甘祖昌便起了床，带着孩子们背着粪筐到村外拾粪，并向我们讲述解答不同动物粪便的用途。后来，拾粪的人多了以后，甘祖昌便带着自己的孩子割草，对此，甘祖昌说：“现在，拾粪的人多了，这是好事，我们不和别人争肥料，以后，你们就割草吧，牛要吃草，另外草还可以沤肥。”
到了冬天，甘祖昌把全家人叫到后面的虎形山上，说：“我们队里人多田少，应该扩大耕种面积，这片荒山多可惜呀，可以把它种上果树，那多好啊！”
几年后，这片虎形山成了花果山。甘祖昌并没有据为己有，而是把它交给集体，没收一分钱。后来，甘祖昌又带着人修了水库。在搞农业机械化的时候，甘祖昌又协助公社办了农机厂，水泥厂，还办了拖拉机培训班，帮助乡亲们学习技术。
虽然，在甘祖昌回乡后，国家每个月发给他330元的工资，但他从来舍不得花，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抽着自己种的烟叶，却把钱都花在了为集体办公益事业上，总金额达79032元，占他这些年总收入的70%多。对此，甘祖昌说：
有一次，甘祖昌到萍乡去买种子，需要住店。服务员给他开了一个单价，一晚上要8元钱。听了服务员的话，甘祖昌摇了摇头，说：“8元钱能买一担谷种，我住不起！你给我换一间便宜的吧。”
经过比对，甘祖昌让服务员开了一间4个床位的房间，每天晚上只花7毛钱，才满意地住了下来。
经过多年的劳动锻炼，甘祖昌脑子里的淤血逐渐消散，脑震荡后遗症居然痊愈了。虽然这个病好了，但是却患上了支气管炎。
1970年，经组织上一再动员，甘祖昌才前往上海检查身体。在病情稍有好转后，甘祖便要求出院回家，他说：“我的病是慢性的，在上海占个床位太不应该了，我还是回家去养着吧。”
1976年，老伴龚全珍离休。本来四女儿可以顶班，却因甘祖昌不同意，而没有实现。
1980年，甘祖昌因病住院，在上海华东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仅仅8天之后，甘祖昌便觉得病情好转，回到了莲花县。
1985年，甘祖昌的旧病复发，在莲花县医院进行抢救。住院期间，新疆军区派人前来慰问，想让甘祖昌到南昌定居，便于就近治病，提出给他在南昌盖一所房子。甘祖昌却不同意，他摇着头说：
“感谢组织上和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80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家节省点儿开支吧！”
1986年春节过后，甘祖昌病情加重，在弥留之际，嘴里断断续续地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在江西省莲花县病逝，终年81岁。2019年9月25日，甘祖昌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对于甘祖昌的一生，有评价说：
“甘祖昌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他当了将军，但是他坚持回家当农民。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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