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面对国难当头，中国迅速做出一定的反应。9月上旬，周恩来代表中央赴山西与阎锡山进行谈判，就八路军入晋抗日事宜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决定派遣贺龙率领八路军120师入晋参战。
9月中旬，贺龙率120师主力从陕西靖边出发，经过数日艰苦跋涉，于9月25日抵达山西岚县、岢岚一带。初到晋西北，贺龙深感责任重大。这里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是典型的穷山恶水之地。然而，正是这片贫瘠的土地，将成为阻挡日军西进、保卫延安的重要屏障。
刚到晋西北，贺龙就面临严峻的考验。日军在占领大同后，继续南下，企图攻占雁门关，进而威胁太原。贺龙当机立断，决定在雁门关以北的地区设伏，给予日军沉重打击。
10月3日，日军一个联队沿同蒲路南下，进入八路军120师的伏击圈。贺龙指挥部队采取三路伏击战术，在狭长的山谷中布下天罗地网。当日军进入预定伏击区后，八路军猛烈开火，日军顿时陷入混乱。经过激烈战斗，日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这就是著名的雁门关伏击战，也是八路军入晋后的第一次大胜。
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晋西北军民的抗日斗志。贺龙乘胜追击，指挥部队连续作战，先后收复岚县、兴县等地，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他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参与抗日，为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
11月，组建晋西北临时省委，标志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建立。贺龙被任命为晋西北军区司令员，全面负责根据地的军事工作。他深知，要巩固根据地，一定要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提出军民一家的口号，要求部队处处为群众着想，与群众同甘共苦。
在贺龙的带领下，120师官兵积极帮助群众生产自救，组织民兵，建立抗日政权。他们还深入村寨，宣传抗日道理，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在军民同心协力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逐步扩大，成为华北抗日的重要阵地。
1938年春，日军对晋西北发动大规模扫荡。面对优势敌人，贺龙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带领部队与敌周旋。他提出丢掉一些地方，保存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带领部队转战于太岳、吕梁山区，既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又保存了自身力量。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贺龙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他不仅善于指挥作战，还十分注重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在他的领导下，晋西北军民同心协力，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寇，还为中央苏区输送了大量物资和人才，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立，贺龙和八路军120师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1938年夏，日军加强了对华北地区的进攻，晋西北根据地面临严峻考验。为了扩大抗日战场，削弱敌人力量，贺龙决定向绥远方向发展。
8月1日，贺龙派出由358旅715团和师直属骑兵营第1连组成的120师大青山支队，从五寨出发，挺进大青山。这支队伍不畏艰险，穿越荒漠戈壁，历时半月，终于抵达大青山地区。他们迅速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很快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大青山支队的成功开辟了晋西北根据地的新局面。这个位于内蒙古的抗日前哨，不仅打破了日伪军对绥远地区的控制，还成为了在蒙疆地区唯一能够直接对抗日伪军的武装力量。大青山支队的存在，如同一根钉子，牢牢钉在了日伪军的心脏地带，成为晋绥地区抗日的一面旗帜。
然而，晋西北根据地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39年12月，山西军阀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公然与翻脸。这次事变对刚刚建立的晋西北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威胁。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央迅速做出一定的反应。军委代总参谋长滕代远奉命从陕北赶赴晋西北，统一指挥八路军和新军反顽作战。
贺龙和120师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一方面积极应对阎锡山部队的进攻，另一方面也注意争取军中的进步分子。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到1940年5月，反顽战役取得了最后胜利。这场胜利不仅粉碎了阎锡山的图谋，还使晋西北地区结束了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成为完全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为了更好地统一协调晋西北各地区的工作，1940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被任命为书记，全面负责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这一决定体现了中央对贺龙的高度信任，也凸显了晋西北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在贺龙的领导下，晋西北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发展抗日力量。首先，他们加强了政权建设，在各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根据地有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其次，他们全力发展生产，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物资匮乏的困难。贺龙亲自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带领部队官兵开荒种地、养猪养羊，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晋西北根据地还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他们创办了学校，组织扫盲运动，提高群众文化水平。在贺龙的支持下，根据地还成立了文工团，通过戏剧、歌舞等形式宣传抗日主张，鼓舞军民斗志。
1942年5月，中央决定在晋西北成立中央晋绥分局，直属。这一决定进一步强化了晋西北根据地的地位，使其成为拱卫延安的重要屏障。晋绥分局统一领导晋西北区党委、晋西南工委和绥察工委（大青山地区）三个地区的工作，极大地增强了根据地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艰难的建设过程中，晋西北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都在一直在变化。在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只能控制几个不完整的县，人口不足百万。但在最鼎盛时期，根据地面积达到20万平方公里，辖75个县，人口超过600万。这一成就充足表现了贺龙和晋西北军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彰显了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强大生命力。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晋西北根据地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作为延安周边最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它不仅是阻挡日军西进的铜墙铁壁，更成为了保卫延安、支援中央的重要后方。贺龙和晋西北军民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为中央在延安的安全运转提供了有力保障。
1941年，日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治安强化运动，企图彻底摧毁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贺龙指挥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他提出了著名的四多四少作战方针：多打小仗，少打大仗；多打胜仗，少打败仗；多打伏击战，少打阵地战；多打夜战，少打昼战。这一战术思想充分的发挥了八路军的优势，有效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贺龙的领导下，晋西北军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扫荡斗争。1941年6月，日军对吕梁山区发动大规模扫荡。贺龙指挥部队采取诱敌深入战术，先将主力撤出，等敌人深入后再实施围攻。这场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以八路军的胜利告终，日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
1942年，日军再次对晋西北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规模更大，维持的时间更长，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威胁。面对困境，贺龙提出了边打边建的战略方针。他一方面组织部队坚持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加强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晋西北军民不仅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还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晋西北根据地的坚持不仅保卫了自身，更为延安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1942年春，日军曾一度突破晋西北防线，逼近延安。在这危急时刻，贺龙率领120师主力奋起反击，在绥德、米脂一带与敌展开激战。经过数日激战，终于将敌人击退，化解了延安的危机。这次战役充足表现了晋西北根据地作为延安屏障的重要作用。
除了军事上的贡献，晋西北根据地还在经济和人才方面为中央苏区提供了重要支持。在贺龙的倡导下，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军民齐心协力，开荒种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这不仅解决了根据地自身的供给问题，还为延安输送了大量物资。据统计，仅1943年一年，晋西北根据地就向延安输送了大量粮食、棉花和其他物资，为中央机关和延安各抗日军政学校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人才培养方面，晋西北根据地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贺龙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在根据地创办了多所军政学校。其中，晋绥军政学院是培养高级干部的重要基地。这些学校为根据地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的栋梁之才。同时，根据地还积极向延安输送优秀人才。许多在晋西北成长起来的干部被派往延安，为中央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晋西北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不仅保卫了延安的安全，还为整个华北抗日局势的好转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成功地牵制了大量日伪军，减轻了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压力。尤其是在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晋西北根据地的顽强抵抗，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大局，为最终的抗日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拱卫延安的重要屏障，晋西北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军事堡垒，更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基地。在贺龙的领导下，晋西北军民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为中国领导的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贺龙在晋西北根据地的军事成就是其卓越军事才能的集中体现。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带领八路军120师及晋西北军民创造了一系列辉煌战绩，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贺龙率领120师进入晋西北地区后，立即开展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五寨战役。这场战役发生在1938年9月，日军对五寨发动猛烈进攻。贺龙指挥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先诱敌深入，然后实施包围。经过激烈战斗，最终全歼进犯的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场战役不仅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还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
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贺龙格外的重视发展地方武装。他提出了有了武装，就有了一切的口号，积极发动群众，组建民兵和游击队。1939年初，贺龙亲自指挥了著名的雁门关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八路军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成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保卫了雁门关这一战略要地。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巩固了根据地的防线，还充分展示了贺龙善于组织和指挥大规模作战的能力。
面对日军的扫荡，贺龙创造性地提出了四多四少的作战方针。这一方针充分的发挥了八路军的优势，有效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1941年夏，日军对吕梁山区发动大规模扫荡。贺龙指挥部队采取诱敌深入战术，先将主力撤出，等敌人深入后再实施围攻。这场持续一个多月的战役最终以八路军的胜利告终，日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
1942年，日军再次对晋西北发动大规模进攻。面对这次更为猛烈的扫荡，贺龙提出了边打边建的战略方针。他一方面组织部队坚持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加强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贺龙亲自指挥了多次重要战役。其中，五台山保卫战尤为著名。日军集中优势兵力，企图一举摧毁五台山抗日根据地。贺龙指挥部队与敌展开殊死搏斗，最终成功保卫了五台山，挫败了敌人的图谋。
除了指挥大规模作战，贺龙还十分重视小规模的游击战。他经常亲自带领小分队深入敌后，开展破袭战、伏击战等游击活动。1943年春，贺龙率领一支小分队深入敌占区，成功袭击了日军的一个重要军火库。这次行动不仅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还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士气。
贺龙的军事才能不仅体现在战术指挥上，还体现在战略眼光和组织能力上。他格外的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训练。在他的领导下，晋西北根据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事训练体系，大幅度的提升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他还十分注重培养军事人才。在晋西北根据地，贺龙创办了多所军政学校，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干部。
1944年，日军发动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进攻，企图一举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严峻局势，贺龙指挥晋西北军民展开了顽强抵抗。他采取了分散游击、集中歼敌的战略，有效地瓦解了敌人的进攻。在这场持续数月的战役中，贺龙指挥部队先后打败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不仅保卫了晋西北根据地，还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大局。
贺龙在晋西北根据地的军事成就，不仅体现在战场上的胜利，更体现在他对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他将的军事思想与晋西北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战术战法。这些军事思想不仅指导了晋西北的抗日斗争，还对整个抗日战争产生了深远影响。
贺龙在晋西北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成就斐然，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他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始终将群众工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在他的领导下，晋西北根据地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群众支持。
贺龙到达晋西北后，首先着手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他认识到，只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抗日积极性。1938年底，贺龙在晋西北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这场运动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在山西五台县境内的北崖底村，贺龙亲自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农民的斗志，成为晋西北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除了解决土地问题，贺龙还十分注重发展根据地的经济。他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春，贺龙在晋西北根据地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他亲自带头参加劳动，在吕梁山区的一个山村里，贺龙和群众一起开荒种地。这种以身作则的行为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热情。在这场运动中，晋西北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显著提高，不仅解决了自身的供给问题，还为支援前线提供了物质保障。
贺龙在晋西北的群众工作中，很重视发动妇女参与革命。他认为，妇女是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须充分调动她们的积极性。1939年，贺龙在晋西北根据地发起了妇女参政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妇女被选为村、乡、县各级政权机关的代表。在山西兴县的一个村庄，一位名叫李秀英的妇女被选为村长，这在当时的农村社会是一件极为罕见的事。这场运动不仅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还为根据地的建设增添了新的力量。
在文化教育方面，贺龙同样投入了大量精力。他深知兴教育才能兴国家的道理，积极推动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1940年，贺龙在晋西北根据地发起了扫盲运动。他亲自到各地视察，督促扫盲工作的开展。在山西岢岚县的一个村庄，贺龙参加了一堂农民夜校的课程，亲自为农民讲解文字。这种重视教育的态度，使得晋西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贺龙在晋西北的群众工作中，还特别注重培养和用本地干部。他认为，只有培养出一批熟悉本地情况的干部，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1942年，贺龙在晋西北根据地发起了培养千部运动。这场运动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本地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在山西兴县的一个村庄，一位名叫王大山的农民被选拔为乡长。王大山后来成为了抗日战争中的一名出色指挥员，为晋西北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贺龙从始至终坚持群众路线。他经常深入基层，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1943年冬，贺龙在吕梁山区的一个偏远山村进行调研。在这次调研中，他住在普通农民家中，与农民同吃同住。通过这一种方式，贺龙进一步探索了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实际的需求，为制定更符合实际的政策提供了依据。
贺龙在晋西北的群众工作，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实际问题，还为中国的群众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他提出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成为了后来中国群众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在贺龙的领导下，晋西北根据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群众队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支持。这些群众不仅是战士，更是生产者和建设者，他们为根据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