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一个夏夜，德国作家娜塔莎沃丁像往常一样，在俄罗斯网络上检索母亲的名字。她看到了一条跟母亲同名的信息，信息数据显示这一个名字的所有者出生在马里乌波尔，一个位于亚速海北岸的乌克兰城市。在作家的想象中，这个总是刮着暴风雪的城市实际上气候温和，“它有长而宽的沙滩，种植葡萄的山丘和无边无际的向日葵田地”。
想象与现实发生了倒转，带来了不真实的感受。作家渐渐了解到，在自己仅有的记忆里，那个二十岁出头，从乌克兰被运往德国从事强制劳动的母亲原来出身自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这种不真实随着作家对母亲身世以及家族历史的发掘愈加强烈。2017年，在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中，娜塔莎沃丁记录了她寻找母亲身世和家族历史的过程。这部作品与后续出版的《暗影中的人》和《娜斯佳的眼泪》组成了“马里乌波尔三部曲”，拼凑成作家笔下支离破碎的私人史，其中游荡着母亲、父亲，以及消失在历史与故土深处的其他族人。斯大林时期普通民众的生活、二战期间被欺诈的东方劳工群体、战后德国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与他们持续面临的创伤……这些20世纪的历史碎片也随真实人物的命运浮出，它们与当下的世界紧密勾连，宣告着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从未线月，即将被送往德国从事强制劳动的年轻女性。
佩戴“OST”的强制劳工，她们于1945年1月从波兰罗兹的集中营被解放。
除了在作品中追溯父母作为劳工的经历，作家还借由父母的特殊身份讲述了这个群体在战后德国的尴尬处境。虽然德国解放让他们恢复了自由，但并不代表他们能够重获正当的公民身份和权利，他们没办法返回苏联，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将是叛国者的罪名，在当下的德国，他们跟难民无异，没有工作和住房，因外来者的身份被歧视。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似乎早已分离，前者时刻盼望着踏上通往故土的路，后者被长久地囚禁在这里。《暗影中的人》里，娜塔莎沃丁记录了父亲近乎偏执的生活态度，他一生拒绝学习德语，拒绝德国食物，“要他还能走到街对面的超市，他就会给自己买些类似俄国食物的东西，像沙丁鱼、羊乳酪、辣椒和生酸菜，撒上胡椒粉，然后用油浸起来”，在德国生活近五十年，父亲从始至终坚持做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俄国人。
1945 年 4 月，一名东方劳工靠着行李休息。她已被美国第七集团军解救，正在等待被强制遣返回俄国。
成年之后，对父辈历史的回望和家庭关系的审视促使作家不断寻找自己在这样一个世界的位置，这种潜意识里想要实现自我的欲望从童年时候就开始萌发，她渴望逃离家庭，从外面的世界获取安慰和认可，违抗父亲像德国女孩那样穿着打扮，盲目笃信亲近自己的人。然而作为难民、流亡者的后代，外人口中带有歧视性的称呼是她无法抹去的印记，她在这样一个世界获取认可的方式更多的来自施舍——有时是善意的，更多是恶意的，就像一个德国男孩可以在头一天亲吻她，过几天就骂她是俄国。
在第三部作品《娜斯佳的眼泪》中，娜塔莎沃丁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叫娜斯佳的女人身上。娜斯佳来自乌克兰，她出生于二战期间乌克兰西部的乡间小镇，在战后读完了大学，与相爱的医生结婚，两人定居首都基辅，婚后有了女儿。如此看似顺利且平凡的生活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终结，“乌克兰脱离俄罗斯宣布独立，走上了许多人企盼已久的自由市场经济之路”，随后发生的是通货膨胀让积蓄成为废纸，娜斯佳从领不到工资到找不到工作，她与丈夫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无论是身份背景，还是生活遭遇，在娜斯佳的身上，作家母亲的身影愈加明显，作家下意识地将娜斯佳视为家庭创伤的解药，“我就可以弥补童年里错过的那些东西；通过与她的联结，我就可以把长久以来外部世界从我身上割裂的东西重新在我的内心聚合”。但她也发现了娜斯佳身上近乎本能的拒绝，用沉默和回避来回应作家的示好。
至此，这个与作家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真正与作家的父母融入到一起，“娜斯佳的拒绝只是一种自我保护，对于这种症状我再熟悉不过了，它的背后是一种似乎无法根除的“斯拉夫病症”。战争与变革带来了肉体上的饥饿、病痛、从此地流亡别处，经历者们或许会在未来某一天重新解决温饱，找一块安身地。但在“马里乌波尔三部曲”里，作家本人、她的父母、他远在苏联未曾谋面的族人、娜斯佳——跨越一个世纪的两代人的遭遇再次提醒，时代巨变制造的残留物并不会轻易消逝，它们犹如流进血液里四处游离的探针，侦测着经历者和后来人早已千疮百孔又被封闭起来的精神世界，无形中左右了他们在新世界存在的方式。
在《娜斯佳的眼泪》结尾，娜斯佳重新再回到乌克兰，她申请了德国国籍，“她只是为以后保留一条畅通的逃生路径，以防自己家乡发生新的灾变，比如新的饥荒、新的内战或者新的独裁统治”。一个人必须抱着可以每时每刻离开的决心才敢回到故土，事实上娜斯佳的疑虑并不多余。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亚速钢铁厂战役让马里乌波尔再次成为焦点，这座城市被占领后开始了重建，人们的命运被带往何处？没有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