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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回家的路

日期:2024-10-01  作者: 爱游戏官网进入-种蛋 点击数:1

  每当有客人来,周韬就会打开抽屉,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份珍藏多年的《湖州日报》。

  这份发黄的旧报纸,记录着他曾有的荣耀与风光。那是1982年,周韬作为“自强不息、各尽所能”的个体户代表,登上这座城市最为权威的报纸的头版,成为那个时代急需赞颂和推广的榜样。“湖州城里,说起衣裳街的‘周阿跷(当地方言,意为“瘸腿”),很少有人不知道呢。”他颇有些得意地说。

  近30年,在浙江湖州市中心的一条老街上,这个自幼右腿残疾的裁缝,感受过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即便是在半年前,他的事业看起来还蒸蒸日上。那时他正考虑注册商标,推出自己的服装品牌。

  但现在,他那间临河的裁缝铺,已经近半年没什么生意了。这个48岁的中年人,不得不开着三轮残疾车出去载客,有时候到周边的饭店给人洗洗碗。从时代先行者,到当下为生计发愁,周韬的成败荣辱,都和这条他居住了一辈子、名叫“衣裳街”的老街密切相关。

  从清代中叶起,周韬生活的这条衣裳街,就已经是湖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区衣裳与布料的商业中心。据《吴兴志》载,在这条状如弯弓的窄街两旁,曾有过数百家沽衣布料店,“因市成通衢,因衣而成街,故得名衣裳街”。

  在这条长仅百余米的老街上,有着十多条铺着青石板的窄小弄堂,它们蜿蜒过弄堂里每家每户的门前,在人们的脚下发出细碎的声响,通向一个叫馆驿河头的地方。

  旧时的湖州城,陆路交通并不发达,寻亲访友、商旅买卖、官宦往来,大多通过江南地区星罗棋布的河流。而馆驿河头前的笤溪,既是人们往来湖州、泊舟住宿的上岸处,也是湖州城通往江南乃至全国的起点。

  这条街,被许多湖州文化人视为精神家园。历代经过湖州的名士,都在馆驿河头留下过令人难忘的身影。颜真卿、杜牧在这里建过公馆;苏东坡在这里优雅地登岸,又在这里被凄凉地押上囚船;这儿有书画大家赵延年的故居,在他的子孙辈中,还有诗人北岛。

  这里也保留着周韬最温柔的回忆。在那个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年代,衣裳街的人们吃的都是笤溪里的水,每家一个大缸,只要放点明矾。上游发大水时,周韬和小伙伴一起拉网捕鱼,“六七斤重的大鱼,一网就是十来条。”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们,守着自己的独门独院,在河边洗衣、散步,扯着家长里短。他们对河流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从不往河里倒污水。

  但时代的节奏在20多年前骤然变化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个体户周韬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压抑了许久的衣裳街,也似乎一夜之间找回了商业的传统。街上的服装店和布料店,如雨后春笋般越开越多。

  周韬裁缝铺的生意慢慢的变好,他经手的布料,从最早的粗制劳动布,到后来的牛仔布和“的确良”,然后是各种高档面料。他曾是这条街上第一个装电话的人。他的收入也“水涨船高”,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个七八千元”。

  店面越开越密,操持着各种方言的陌生面孔也慢慢变得多。从全国各地来衣裳街经商的人们,租下原住民的院子,不时有人搬走,又有人搬进来。

  原先的地方不够住了,房东就在院子里搭建起各种简陋的房子。亮堂的天井和门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昏暗逼仄的小屋,门窗上蒙着脏兮兮的布帘。人们要侧着身子,才能在狭窄的过道里行走,原本优雅从容的格局被彻底破坏,即便是在大白天,如果不开灯,也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那些保存了数百年的精美的砖雕和木刻,被慢慢侵蚀、摧毁。

  笤溪边冒出许多饭店和各种小企业。它们的排污管道,直接通向原住民们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河水慢慢变黑,夏天的太阳晒在河面上,会冒出很多大水泡,散发出阵阵恶臭。

  许多原住民渐渐离开衣裳街,他们在城里的另外的地方买了房子,只是偶尔回来收收房租。留下来的居民,大多是买不起房子的穷人和上了年纪的老人。周韬却从未想过离开,他的母亲在这里生活了70多年,并且,他的生意、他的老主顾们,都在这里。

  如今的衣裳街,离周韬记忆中的那条老街越来越遥远。走在这里,只能看见墨绿色的河水缓缓地流淌,河面上不见舟楫,只是偶尔有打捞垃圾的快艇开过。日益荒凉的房檐上,爬满野草和横七竖八的电线。青石板残缺不全,坑坑洼洼,为了行走方便,人们垫上了各种颜色的碎砖头,有车子开过,便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老街已经破败。而这几十年间,在这座浙北小城里,其他许多如同衣裳街一样曾经承载优雅、从容的历史的旧物,都已被连根拔起。

  上世纪90年代,与全国许多城市上演的故事一样,经由利益浪潮的冲击,在推土机、压路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湖州一大批珍贵的历史街区、古建筑、遗迹,从此不复存在。

  湖州市的人民公园中,原本有着从唐代到民国的十多处遗址。在随后的公园改建中,这些遗址被纷纷拆掉,仅存的一座唐代颜真卿所建的“韵海楼”,也被异地重建。如今,这座古建筑已经成了危房。

  唐人张志和笔下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描述的是1000多年前湖州郊外西塞山的景象。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西塞山上开起了许多石头矿,在终日不停的爆破声中,这座小山如今只剩下了一半。

  这座城市原本有着1500多座石桥,但根据湖州市文物保护专家、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马青云的最新调研,如今,类似的石桥只留下了10余座。

  和周韬一样,马青云自幼就住在湖州骆驼桥边的民居里,在他的记忆中,原本的湖州古城里,处处都流露着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桥西边的河流像一条龙,桥东边的河流像一只凤凰,骆驼桥就像是一颗珍珠,龙凤戏珠,这是多美的画面啊。”

  但现在,骆驼桥边的民居早已被拆光,开发商在上面盖起了一座座钢筋水泥的高楼。尽管河水依然在流淌,但在马青云的眼中,“外在的环境不见了,那么,原本依附在这座水城上的魂,也早已经消散了。”

  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地一位知情人士说,上世纪90年代,湖州拆除了一条名为米行街的老街,拆下的横梁、砖雕、石板等构件,被苏州原封不动地运走,在当地一座古镇的重建中用作材料,如今,这座古镇已经是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

  “这不是闹笑话吗?”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苦笑着说,“就想着赚钱,结果还是把一只生金蛋的母鸡白送给别人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湖州曾经向国家申请过“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但这种并不充分的准备与努力,“不出意料”地失败了。

  “中国的一百个状元里,就有两个是湖州人。这样的一座城市,到现在还不是‘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确实是挺羞辱的一件事。”沈文泉说。

  作为湖州市传统街区历史背景和文化保护与展示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沈文泉对此显然有切肤之痛。

  不过在他看来,对于历史背景和文化古迹的保护,湖州市也经历过一个“思想上认识和变化”的阶段。近几年,这方面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在近期的一次拆迁中,工人挖出一截古城墙,政府和开发商马上就停工,重新规划,“换以前,谁管你啊,直接就拆掉了。”

  的确,2004年,湖州市重新修订了《湖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开始对湖州古城进行规划与保护。在经历了冲击、阵痛和迷失之后,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们,开始寻找一条回归精神家园的道路。

  显然,衣裳街作为湖州仅存不多的完整古街区,如果改造得好,“多少能为湖州赚回一点分数”。

  在沈文泉提供的改造方案中,对于衣裳街的改造,将采取“修旧如旧”的原则,“根据不一样的房屋,提出不同的改造方案,历史建筑尽可能保护、修缮,现代建筑拆除、整饬,重现古街、小桥、流水、白墙、灰瓦的传统空间景象。”而整个改造工程12亿元的计划总投资中,有大约10亿元,将作为当地原住民的拆迁安置款。

  在老街的许多住户看来,拆迁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他们盼望离开这条已经破败不堪的街道,用补偿款购买新的住处。

  从今年4月份起,衣裳街的原住民就陆续收到政府的拆迁通知书。如今,原有的1100多户原住民,大多数已经离开,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但还是有人不愿意离开,有20多户人家依然顽强地留在这条老街上,周韬就是这里面之一。

  这个残疾裁缝留下的理由,听起来似乎很充分:毕竟,他所有的老主顾都在这条街上,而且,政府为这些原住民建造的新居所,位于这座城市的边缘,一旦离开,他担心失去自己的生活来源,“手艺再好,谁愿意跑七八公里去找一个瘸子做衣服呢?”

  而最敏感的问题是补偿的价格。在留下的原住民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言,比如,“如果你在政府和开发商那里有关系,相同的面积,能比别人多出好几十万来。”而周韬那间自建的10多平方米的裁缝铺,并未纳入拆迁补偿的正常范围,只给他折算了6000多元钱,这可把他气坏了。

  “我是一个瘸子,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现在按补偿政策一平方米给我4000来块钱就把我赶走,然后一转手卖个四五万,换谁心里能平衡啊?”他愤愤不平地说。

  还有一些原住民并非因为钱才留下。一位熟悉衣裳街的当地记者说,他曾遇见一位姓丁的老太,在衣裳街已经生活了80多年,她的8个儿子都在外经商,于是,老太太养了8只猫,每只猫,都代表着她对一个儿子的念想。“衣裳街就是我的家。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老人对这个记者说。

  回归精神家园的路并不顺利。留下的20多户人家,无疑给衣裳街的改造工程,出了20多道难题。但在沈文泉看来,“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智慧,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而且,“为何需要将原住民完全迁出衣裳街呢?”沈文泉说。不少人担心,改造后的街区,非常有可能会像全国许多所谓古街区那样,充斥着商业店铺和旅游纪念品,那依然不是精神家园。

  “不要弄得只有生意,没有生活。”沈文泉说,“有原住民生活的街区,才能叫传统街区。原住民没有了,承载那些民间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没有了。这样的保护,是要打折扣的。”

  湖州的南浔古镇,如今是一个著名景点,但小镇的原住民,依旧在古镇中继续原本的生活。有专家评价,“这是将原住民生活与商业行为结合得最好的古街区改造模式。”

  但是,在当年的南浔改造中,曾经采用过一个方案,就是将原住民全部迁出,将古民居作为店面和宾馆,出租给商人,但由于“各方面的利益没有摆平”,这个方案只改造了两条街就停止了。结果,那些保留原住民生活的民居,依旧保持着原本的古朴,又增添了新的活力,而那两条被改造过的街道,尽管修建了新的商铺,却门可罗雀,缺乏人气,“成为一个失败的样本”。

  “一个城市要找到回家的路,是需要物件来承载记忆的。”沈文泉说,“我们还是得建立一种合理的机制,满足原住民们不同层面的需求,想搬走的能搬走,想留下的留下。”

  但拆迁改造在即,衣裳街的住户们大多还是离开了。周韬的裁缝铺已经好几个月没什么生意,只是偶尔接些零活贴补家用。国庆前一天的晚上,老街突然断了电,坐在临河那间裁缝铺的窗前,周韬闷坐在黑暗中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等待着未知的明天。

  偶尔,他还会记起10多年前的那一天。解放前离开大陆去台湾的舅公回到湖州,和周韬的外婆,约在从小一起玩耍的骆驼桥相见。可老人已经完全认不得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了,“那座走上去49个石阶、走下来49个石阶的石头桥,哪儿去了?”

  于是,临别前,老人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对周韬说:“拜托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么多东西存下来。不然,以后子孙们回来,让他们去哪儿找那些记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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