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达克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和印度河上游谷地，现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部分，自古是南亚西北部通向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和新疆南部的“咽喉要地”。有关拉达克的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其地方历史和地域文化的考论，缺少从长时间尺度研究该地区的历史变迁及其与中国的多元关系和地缘价值，在国内外网络上也流传一些对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问题的错误认识和不当地理图件，亟需从学理层面对拉达克地区做全面厘正。本文结合多种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在详细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拉达克在公元1-21世纪的地名沿革、历史演变、地域范围进行论证，并分析其在中国西部地区国土安全中的意义。根据结果得出：作为中国西藏故土，拉达克在公元9世纪以前是吐蕃王朝的一部分，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瓦解后，它成为吐蕃王室后裔建立的阿里地方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世纪拉达克再次统一在中国元朝的疆域内，历经明清两代。19世纪中叶拉达克为位于克什米尔南部的查谟土邦兼并，随后被并入英印殖民地，1947年由独立后的印度派军占据。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其成为中印西段边境印度制造摩擦的主要区域，中国应积极应对印度方面持续的相关政策。
拉达克（Ladakh），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北端北坡、印度河上游谷地，首府是列城。它被历史学家称为南亚、中亚和东亚之间在高山带上的“咽喉要地”，也是自古以来连接中国新疆、西藏和克什米尔地区的交通孔道。拉达克地区目前是印度政府非法控制下的一个所谓的“直辖区”（印度在“泛克什米尔”的主要控制区之一），在原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兼并的“拉达克王国”基础上设置形成，位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东半部，在阿尔伯斯投影下计算其范围面积为6.18万k㎡（图1中红线范围面积）。拉达克地区居民以藏族为主，语言为藏语方言，文化上属于藏传佛教分布区。截至2021年印度所占拉达克地区的总人口约为29.7万。
自然地理上，拉达克的地形特征可谓“两山夹一谷”——喜马拉雅山脉纵贯其西南部和南部、西北－东南走向的印度河谷从中间穿过、北部和东北部的喀喇昆仑山绵延而下。从地貌单元上，拉达克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北部，处于高原腹地（阿里高原）向南亚边缘地带（克什米尔谷地）的过渡带上。其核心区域是拉达克山、西喜马拉雅山和狮泉河一印度河谷地，海拔在3000～7000m之间。
由于其独特的地貌结构和地理区位，从拉达克地区向北可通过喀喇昆仑山与帕米尔高原相接，向南可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南亚地区，向西沿印度河谷地绕行巴尔蒂斯坦和吉尔吉特（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可立即进入印度河平原，向东则溯狮泉河（印度河上游）而上经过巴里加斯进入中国西藏阿里腹地。因此，面向西北端和东南端敞口的河谷就成为拉达克地区天然的对外交往通道，也使得拉达克成为控扼青藏高原通往中亚和南亚的战略要地。
然而，目前关于拉达克的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其地方历史和地域文化的梳理，如王国政治史、商贸与交通史方面，对拉达克地区历史演进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少数研究述及曾是中国属地的拉达克地域范围及其地名演变过程，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况且在国内外网络上流传一些有悖史实的错误认识和不当地理图件，中国学界有必要从历史学和地理学角度对相关认识做全面匡正。此外，中国在中印边境西段邻接地区长期面临地区冲突的紧张现实，实控一侧地形复杂、人口稀少。因此，本文系统梳理各方面研究成果，结合多种历史文献和地图资料，集中探讨拉达克地区从公元世纪的历史演变、地理沿革及其对中国的从属关系，重新认识这一青藏高原西端“天然通道”的历史意义与地理政治学价值。
本文所用资料的大多数来自与处理方法为：历史资料（史料）主要是根据《旧唐书》《书》《大唐西域记》以及清代编修的《新疆图志》和《大清一统志》中的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历史研究文献主要参考意大利学者毕达克《拉达克王国史：公元950—1842年》、陈庆英和高淑芬编著的《西藏通史》，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论著；古旧地图与历史地图搜集，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底图，作为获取中国宋代（公元1111年）、清代（公元1820年）等不同历史断面疆域变化的底图资料，同时对比分析清代编修的《皇舆全览图》及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有关古旧地图图件（），在人工描图后进行矢量化，并参考中国标准地图境界线，用以获取泛克什米尔地区内部的历史地域区界；电子地图以中国天地图（）为标准，用以比对不同资料数字化的结果；地貌底图调用来源于ArcGIS base map 服务。其他辅助对比资料，例如印度统计局2011年出版的Administrative Atlas：Jammu＆Kashmir，用于了解相关方的地理认知和行政区划，支撑边界形势评估和讨论。
本文主要围绕现印度所占拉达克地区进行历史追溯和现代政治区划演变的梳理，研究区域如图1范围所示。在本文语境下，“泛克什米尔”特指现印度和巴基斯坦控制的原“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地区，是由于近代查谟王公侵占拉达克、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等地区而扩大了“克什米尔”的控制范围（查谟王公获得克什米尔谷地后，迁治所到斯利那加，以后也被称为“克什米尔大公”）。它实际上包含了多个政治与历史背景和文化区，这些地区仍保有各自的地域名称及族群特征。历史学界已经表明拉达克与克什米尔分属不同地理单元和文化区域，二者长期并存发展。目前，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被划分为“查谟和克什米尔直辖区”和“拉达克直辖区”，二者基本以西喜马拉雅山山脊线分隔。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基于地理学的空间表达（如地图学）和历史地理学分析框架（时空线），因此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历史文献考证法：在系统梳理拉克达地区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史料排比、地名考证等方法，分析拉达克地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部分中主要采取多源史料并举、地图与历史文本相印证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地图推定“阿里三围”大致范围（表1）；地图及空间分析方法：以中国标准地图上的“克什米尔地区”边界作为本文的研究区域范围（图1，绘出内部分区范围示意线），首先将标准地图上印巴争议区线和军事分界线进行人工描图，作为单独图层；采用ArcGIS10.2软件对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数字化处理，然后叠加中国天地图的边界信息对比检查，获得清代拉达克地域范围矢量界线）；以国外有关克什米尔的地图为区划参考，根据历史文献的分析和判读，来计算拉达克王国及周边酋邦的面积（表2）；政治地理学研究方法：基于政治地理学中的地理政治学理论，聚焦分析拉达克地区经济、文化与中国的关系，并对拉达克地区的地缘价值和战略意义做出综合研判。
今以列城为核心的拉达克地区，在历史上的名称经历了多次变化。以“拉达克”这一称呼作为地理称谓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拉达克，藏文写作 ，意为“周围均为山口”之地。早期的藏文文献中写作 等，后来在藏文公文中统一写作 。其词源来自于藏语（音“拉”），即为“山的高度”之意，或与拉达克地区周边山口广布的地貌特征有关。
拉达克地区曾以“拉达克王国”的形式长期存在。根据这一名称的缘起时间和具体政治归属的变化过程，可以将拉达克地区沿革分为3个时期：前王国期、王国时期和后王国期。
10世纪以前有关拉达克的史料很少，地名的记述间接保留在多语种记载中。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拉达克的部分区域作为贵霜帝国的一部分，具体可能是罽宾之边地。其时，佛教从南亚经过克什米尔传入拉达克地区，与仍然盛行于整个西藏地区的苯教开始互动110。据大致方位推测，7世纪时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秣罗娑（Mo-lo-so）”国，亦作三波诃国（San-po-ho），应即现在的拉达克地区。
本图基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1改绘，底图无修改。清代拉达克地理范围示意图（嘉庆二十五年） 图源：《地理学报》
7世纪初开始，吐蕃王朝扩张至拉达克地区。吐蕃将今阿里地区与拉达克地区统称为“麻域”（亦作麻羊，后作“玛域”），其英文拼写是“Mar-yul”］。在9世纪中叶以前，拉达克成为吐蕃六茹之一的“象雄茹”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大量藏族文化习俗进入该地，拉达克地区迅速藏化。尤其藏传佛教产生后，在吐蕃管理的这些地区广泛传播。9世纪末，佛教思想从上部阿里（即阿里三围，表1）重新传入吐蕃卫藏地区，史称藏传佛教的上路弘传］。
842年由于吐蕃王室内乱，末代赞普朗达玛曾孙吉德尼玛衮逃到象雄（今西藏阿里西部）的布让（今普兰），娶当地首领－象雄统治家族没庐氏女为妻，收服象雄（羊同）各部，将其地方统称为“阿里”，建立地方割据政权。没庐氏生有三子，尼玛衮将长子贝吉德日巴衮分封到麻域（后来的拉达克），次子扎西德衮封到布让（普兰），三子德祖衮封到象雄（古格）亚泽地方，史称“上部三衮”或者“阿里三围”。三人及其后裔相继在各自封地内逐渐形成拉达克王国、布让王国和古格王国3个小的割据势力（表1）。这个由吐蕃赞普后裔创建的拉达克王国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
1839年，拉达克王国被入侵的道拉格人（查谟土邦）所占领，国王遭到废黜，世袭的拉达克王朝随之灭亡。1842年后，其地区以拉达克之名称先后为查谟土邦、英属印度、印度实际控制（详下）。1947年印度出兵占领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后，将拉达克地区纳入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Jammu＆Kashmir）。1979年拉达克地区再被划分成卡吉尔和列城两个县级行政区。1989年因当地爆发佛教徒和之间的冲突，引发骚乱，拉达克地区要求从“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独立出来。1993年拉达克成立了自治委员会。2019年印度政府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同时强制取消了“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特殊自治地位。
从上述历史沿革来看，1839年以前的拉达克地区历史，无疑属于西藏地区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其王国时期为中国（西藏）管辖期，而其后王国时期，为南亚流转期。这一历史演变过程对拉达克地区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以及现今的地位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政治属性看，拉达克地区在公元1世纪前后到20世纪中叶，曾先后西向、东向、南向归属／附属不同的大区域性政权，反映了中亚、东亚和南亚地理政治学力量的角力与兴衰演替。
拉达克地区的石刻表明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这个地区。而根据西方文献记载，拉达克最早的居民是雅利安人（另一说是鞑靼人口）－这些早期居民活动被希罗多德的《历史》及《往世书》记录下来。公元1世纪中叶，从中国河西走廊西迁至中亚的大月氏一部贵霜翕侯在阿姆河流域强势崛起，建立贵霜王朝；随后扩张到兴都库什山脉以南，占领了喀布尔河流域和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东北部等地），成为中亚的一大帝国。2世纪初拉达克部分地区“西向”成为贵霜帝国的一部分。
7世纪初，吐蕃势力开始不断向四周扩张，到8世纪初吐蕃从今西藏阿里沿狮泉河向西北，占据拉达克地区（麻域西部）。与此同时，唐朝灭西突厥，将其势力扩张到中亚阿姆河流域及克什米尔地区，拉达克以北的勃律地区为唐所控制。唐、蕃在此相遇并发生冲突。其中，分裂后的小勃律（今吉尔吉特）为唐朝所控制，而拉达克和大勃律（今巴尔蒂斯坦）地区则在唐朝和吐蕃之间几经易手。如747年（唐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军击败吐蕃，使包括拉达克北部地区在内的西域各邦国重新归附唐朝。但是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之战（今地不详，约在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一带）中败给大食（阿拉伯）军队后，唐朝势力退出葱岭西侧，吐蕃乘机再次控制大小勃律和拉达克地区。此后，拉达克地区“东向”归属吐蕃，直到公元842年吐蕃内乱，并于10世纪逐渐衍生出拉达克等割据政权。不过，这一时期拉达克王国一直与的西藏地方政权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13世纪开始，今拉达克地区（麻域）作为西藏的藩属，与西藏一起成为元朝版图的一部分3，同时从西藏获得佛教事务的指导。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明代。明末西藏各地方势力及教派纷争不已，主要的第悉藏巴汗的势力日益衰弱，而地处西藏最西部的麻域（此时已称为拉达克）王国开始受到兴起于南亚西北、信奉教的莫卧儿帝国的侵扰，处在教与佛教交锋的前沿。不过，尽管莫卧儿帝国在1568年吞并克什米尔后直接与拉达克王国交界，但并未使拉达克与西藏的臣属及宗教指导关系受损。1680—1683年拉达克王国东侵古格王国，与西藏地方交战。以五世为首的西藏格鲁派政权在蒙古军的协助下取得胜利，拉达克与西藏方面签订“和约”，规定拉达克仍为西藏的藩属，并把所占领的古格、日土等地归还西藏。至18世纪初，拉达克在与清朝通好的同时，也与准噶尔保持着通使往来的关系，与莫卧儿帝国之间亦有从属关系。
1729年（清雍正七年），拉达克王室内部发生了严重的继位纠纷，清王朝派兵协助拉达克王顺利继位后，拉达克与清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彼时，清廷通过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并由西藏地方政府实施对拉达克王国的直接管理，使之重新纳入中国版图。
1835—1839年查谟土邦侵占拉达克地区，拉达克曾两次向西藏求援，但驻藏大臣以路途遥远为由拒不发兵，拉达克无力抵抗，沦为查谟土邦的附属国，拉达克从此为各南亚势力所控制。1845—1846年英国肢解了占据西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河流域的锡克王国（今旁遮普一带），通过协议控制了查谟土邦。1857年英国殖民当局全面侵占了南亚次大陆，次年建立英属印度（英印）殖民地，莫卧儿王朝灭亡。此前被查谟土邦军事占领的拉达克王国连带被迫沦为英属印度管制。
19世纪下半叶，在以英、俄为首争夺对中亚地区控制权的大博弈中，由于中国的地缘影响力衰微，来自南亚以英国为主和中亚以沙俄为主的两大地理政治学力量在扩张势力后逐渐在帕米尔高原和西喜马拉雅山地区集结，将青藏高原的西北部深刻卷入这一战略竞争之中。因此，西方探险家多次经由今拉达克地区进入西藏高原腹地和新疆地区进行地理考察。其中，1865年英印测量局军官威廉·约翰逊（Johnson W H）经拉达克到中国新疆“考察”后，为防止俄国借蚕食中国新疆领土之机染指克什米尔，危及到英属印度的殖民利益，他在所绘地图上，随意将中印（英）边界由拉达克东界向东北推至西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即所谓的“约翰逊线”。虽然这条线仅仅停留在地图上，且中国与英印政府都未公开正式认可，但英印殖民军官将3万k㎡的阿克赛钦画入英印的领地范围，成为日后中印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
1947年后，印度政府“继承”英印殖民政府对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的控制权，顺带占领了拉达克地区，使其成为印控“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一部分。此即近代史上拉达克管辖权（不是主权）的3次流转。
拉达克的地域范围究竟到哪里，如何界定，既是一个系统性的学术考证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换到地图上，拉达克的范围或者它现在所在的“争议地带”范围如何画？按照印度方面的地图，甚至国内流传的部分网络地图，大多采用了“约翰逊线”作为中印争议边界：即拉达克地区不仅包括目前印度当局占领的拉达克地区（图1中红线范围），还包括存在领土争端的巴里加斯西部地区，以及为巴基斯坦控制的巴尔蒂斯坦（Baltistan）和中国境内的巴里加斯东部以及阿克赛钦。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都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观点。
中印边界争议的胶着现状本来就是近现代军事强权和殖民历史加上政治博弈的结果，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拉达克地区归属的判定。然而要厘清拉达克问题，有必要进行以下几个概念辨析：广义与狭义的拉达克地区以及拉达克的旧指与新称之间的差异。
广义的拉达克地区，即18世纪至查谟土邦吞并前的拉达克王国地域范围。该区域包括今印度控制的“拉达克中央直辖区”以及划入喜马偕尔邦的毕底地区、巴基斯坦控制的“巴尔蒂斯坦”和中印争议的“巴里加斯”地区。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代地图中所显示的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的拉达克地区，即图2所标红线和黄线内的范围，其政治中心是今印占区的列城。这一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最西段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印度河与什约克河（希欧克河）谷地，东到班公湖一楚舒勒一带，西以喜马拉雅山山脊与克什米尔隔山而望，北与今巴尔蒂斯坦北部接壤，南抵萨特累季河（旧称狼楚河，今象泉河下游），东南与今西藏自治区札达县相接（图2）。作者基于ArcGIS数字化，采用北半球阿尔伯斯投影，计算其面积为95783k㎡，约为9.6万k㎡（表2）。
狭义的拉达克地区范围指1947年以来属于“印控克什米尔”的一部分的拉达克地区。印度政府在原“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实际控制区的基础上，设立“查谟和克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该邦包括3个独立的政治与历史背景和文化区域：以教为主的克什米尔（Kashmir）（位于印控区西北部）、以印度教为主的查谟（Jammu）（位于印控区西南部）和以藏传佛教为主的拉达克（位于印控区东部）。狭义的拉达克即指最后这个区域，它在上述3个地区中面积最大，其北部以印巴停火线为界，东隔喀喇昆仑山口与中国新疆交界，东临西藏自治区，面积约6.18万k㎡（图1、表2，含锡亚琴冰川）。此外，印度还控制了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巴里加斯西部，也将其视为拉达克地区（狭义上）的一部分。换言之，印占拉达克地区的面积约为6.23万k㎡。
为了强化对拉达克地区的实际控制，印度政府从1972年以来（尤其2001年）实施行政区划再细化。印度统计局出版的官方地图表明，印度政府进一步借改变拉达克地区的行政区划，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做手脚：首先，将原拉达克地区西部的卡吉尔区剥离出去，设立卡吉尔区和列城区，不断弱化“拉达克”这个名称。其次，把历史上从未与拉达克有任何关联的中国阿克赛钦画入拉达克地区，归属列城区。印方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拉达克地区整体向东推进，其意图十分明显，即将原来不在中印西部边界问题中的阿克赛钦纳入其争议范围。显然，印方这一做法所引发的地理政治学意识分化和对中国邻近边地的影响，值得中国警惕。
对比图1、图2并结合前文可知，广义的拉达克地区较狭义的拉达克地区多出两处地方（表2）：位于1972年印巴停火线北侧现为巴基斯坦控制的巴尔蒂斯坦，具体沿革已在第3.2节述及，此不赘言；毕底地区，今名司丕提（Spiti），面积约0.91万k㎡。
毕底地区原为西藏阿里下辖的一个城镇，据《大清一统志·西藏》中“阿里诸城”下录有：毕底城，“在喇萨西南三千八百余里”。该处原属西藏古格王国，后归拉达克管辖。1684年，拉达克根据《丁木刚和约》，将毕底与古格本部及普让（今西藏普兰）一起转归统治。其后不久又将毕底让于拉达克。18世纪，毕底与拉达克一起并入阿里地区，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故在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中，仍记述毕底及拉达克等诸城归西藏管辖。
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毕底为查谟王公侵占。1846年英国侵占克什米尔时，毕底与拉达克王国一并转入英国控制。1947年后，印度派军控制了拉达克地区，毕底也一同被其全部占领。1948年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成立，毕底地区被划入该邦，与拉胡尔地区联合组建“拉胡尔一司丕提县”（Lahour and Spiti District）。“喜马偕尔”是由“喜马”和“阿偕尔”组成，即雪山之邦，首府就是西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西姆拉（Shimla）。
通过上文对拉达克地区历史沿革的梳理可知，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拉达克”，其地理范围都不包含目前印度政府主张的阿克赛钦地区。
阿克赛钦是班公湖以北、位于喀喇昆仑山与西昆仑山之间的一块山间盆地，应是柯尔克孜语“白石滩”的音译，历史上一直属于新疆和田地区管辖。清代为和阗办事大臣辖区，与拉达克从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上都不属于同一个区域。
1860年浩罕国将领阿古柏在沙俄怂恿下入侵中国新疆，造成南疆地区政局混乱。1865年英国默许查谟和克什米尔大公向北扩张领土，力图拓展途经喀喇昆仑山口的古老商路。在此背景下，连通喀喇昆仑山和西昆仑山山口之间的阿克赛钦地区始被英国人注意。阿古柏与俄国关系紧密，这使得英国殖民者试图采取“前进政策”以阻止俄国势力从北部逼进英印地区。因此，英印政府中一些人主张将中、英印边界从喀喇昆仑山山口向东推进到西昆仑山山口，进而将阿克赛钦地区占为己有。前文所述及的英印测绘军官正是在克什米尔大公派遣的军队中，画出所谓的“约翰逊线”。尽管英国政府多次试将这一区域在地图上标注在英属印度内，但由于阿古柏之乱已于1877年被彻底平定，收复新疆后的中国政府对阿克赛钦地区的掌控也日趋稳固。中国政府还派官员于1891—1892年中踏勘了新疆南部与克什米尔（此时已是“泛克什米尔”范围，图1）之间的边界，在阿克赛钦南面的喀喇昆仑山昌器利满达坂树立界碑，上书“查昌器利满达坂卯酉向，水分东西流，东流属中，西流属外，从骑仑分界，中外分明，诚天然界限也，书此为记”（《新疆图志》卷九）。因此，尽管清末英国殖民者一直觊觎阿克赛钦地区，但该地区从未脱离过中国政府的管理，与当时已为查谟王公控制的拉达克地区没有一点关联。
由上述论证与辨析可知，拉达克王国的核心区域，一直是以列城为中心沿着印度河向上下游展开的谷地。但由于历史时期拉达克王国势力范围盈缩不定，加之近代拉达克为英印殖民政府控制后，为统治需要，英印政府及后续的印度政府将拉达克及其周边地区划入不同的行政区域，造成人们对拉达克地域范围认识的不同。但无论是广义的拉达克，还是狭义的拉达克，有两点必须要格外注意：一是其地域范围在19世纪中叶被查谟王公占领之前，一直属于中国西藏地方政治体系的一部分，亦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二是阿克赛钦地区在历史时期从未与拉达克地区同属一个政区或地方政权之下。
旧指的拉达克地区，即查谟王公吞并前的拉达克王国地域。尽管其所辖范围在不同时期存在一些变化，但在19世纪为查谟土邦吞并之前，它的控制范围大致东抵西藏阿里地区的西北边（巴里加斯），西达克什米尔的东侧分水岭和赞斯卡河河源，北抵斯卡杜王国（巴尔蒂斯坦）的东南。《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载有18-19世纪拉达克王国及周边邦国的相关地名和地理位置，显示当时多邦并存。结合地貌特征、当地交通路线以及拉达克历史沿革，古代到近代的拉达克应该都是指以列城为中心向印度河上下游辐射的河谷地区，包括东北部印度河支流－什约克河谷地。而近代以前土邦、王国和宗主之间并没有现代的“国界”概念，更谈不上明确的划界。事实上，在当时印度人（莫卧儿人）和克什米尔人口语中，拉达克被称作“大西藏”，而由哈伯罗、希格尔和斯卡杜组成的巴尔蒂斯坦是“小西藏”。由此也能够准确的看出，拉达克与西藏之间有紧密联系。1846年以后，英印当局占有拉达克地区，试图和清朝西藏地方就划分阿里地区与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所属的拉达克地区界线进行商议，曾派人勘测这一地区，但最终并没有划界。
由于立场不同，中印双方对拉达克地区地域范围的认知差异较大。中国认定的拉达克地区只是印度1947年独立后从英印那里“继承”（实际控制）的拉达克，即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东半部。具体而言，在2019年之前，拉达克地区只是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下面半自治状态的“拉达克地区”（面积6.18万k㎡），包含两个县级单元。它不仅不包括被印度强行“声索”的中国阿克赛钦地区，而且也不包含已被印度非法占据的巴里加斯西部－这部分区域位于中国公布的国界线内侧。
在19世纪中叶被查谟土邦占领以前，拉达克一直属于中国西藏地区。如前文所述，拉达克在9世纪以前是吐蕃政权的一部分。13世纪时，它作为西藏的一部分纳入中国元朝的疆域中，元朝在包括今拉达克地区在内的“阿里三围”设官置守，清查户口，修建驿站，行使着有效的行政管辖。明朝也在阿里三围设立“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等行政机构来管理。明朝末年，拉达克一度成为南亚莫卧儿帝国的藩属。但时隔不久，17世纪末，拉达克与西藏订立《丁木刚和约》后再次归属西藏地方。18世纪起，拉达克王国处于清朝、准噶尔及莫卧儿多方势力争夺和影响之中。1720年清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势力，将西藏正式纳入清朝直接管辖之下。而作为西藏管属的拉达克地区，也再次归清朝管辖。
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编修的《大清一统志》中，拉达克被记录于阿里诸城之下，其称“拉达克城，在喇萨西南三千七百五十余里，其所属有扎石刚、丁木刚、喀式三城。”尤其是其后称“以上诸城每户出兵一名，但设宗布木，无丁布木官”。这里的宗布木（rdzong dpon），原义“城堡官”，即民政长官。丁布木（lding dpon），原义“村寨官”，后来转义是指一级军事长官。可知，拉达克在清廷看来是为西藏下属的一个地区，只设行政官员管辖，并无军事首领，故其与西藏之间无明确的分界线。这一点也由康熙朝所绘《皇舆全览图》中的拉达克地图所证实。
然而，如第3.2节所述，19世纪中叶，查漠土邦及后续的英国殖民势力入侵则完全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地理政治学格局，拉达克就此脱离与中国的从属关系，而被纳入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其王室仅被允许保留部分王权。
拉达克自古就是中国西藏、新疆地区与中亚、南亚地区交通和贸易的重要通道，这与拉达克特殊的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经济区位有关：拉达克位居印度河中上游（亦即狮泉河下游）、青藏高原的西端，通过印度河可与南亚交通，北部越过喀喇昆仑山山口可达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缘。
唐代时从洛获罗（Lo-hu-lo）（今拉合尔，Lahul）到大勃律（今巴尔蒂斯坦一带）需要经过拉达克地区，这条交通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勃律古道”。而根据陆水林对清代叶尔羌河上游通巴尔蒂斯坦的道路的考证，从南亚地区出发，经克什米尔一拉达克一斯卡杜翻越喀喇昆仑山，往来于叶尔羌（今新疆莎车），是一条传统商路。20世纪以前，西藏阿里的羊毛、盐巴等商品全部通过拉达克，沿拉楚河（狮泉河旧称）一印度河出口到南亚。可知，在西藏阿里、巴尔蒂斯坦、克什米尔与莫卧儿或英属印度之间的经贸往来中，拉达克一直扮演中间商或中介地位，赚取转运利润。查谟大公古拉伯·辛格对拉达克的入侵，其重要的考虑就是想垄断西部地区的羊毛贸易。因此，拉达克在历史上的兴衰沿替，与其地处东亚与南亚交通要道的地位紧密相关。
如前文所述，拉达克地区的历史发展在19世纪中叶之前一直与中国西藏地方联系在一起。与西藏紧密的地缘关系，使得拉达克地区的文化带有鲜明的藏文化特点：其主体民族为藏族，主要语言为藏语拉达克方言和乌尔都语，信奉藏传佛教，佛寺建筑普遍。故被周边民族称为“大西藏”（即西藏本部的一部分）。
19世纪中叶以后，拉达克虽然被纳入英印殖民政府的控制，但其文化的基本特点仍得以保持，并没改变。进入21世纪，拉达克虽然经历现代转型，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教育体制、旅游业以及经济生活等方面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迁，但其文化仍与藏族文化有着显著的同质性，只是现实政治因素影响到该地区与西藏地区的文化交流。
结合前面各节所分析的拉达克地理环境、历史沿革和政治变迁，笔者基于中印现实边界争端的困境，认为拉达克对现当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缘价值。
拉达克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它成为南亚西北部通向中国阿里地区、新疆南部的“咽喉要地”。具体而言，从西藏阿里地区发源、穿越拉达克境内的狮泉河一印度河谷地是控扼南亚经克什米尔到西藏阿里地区的“天然通道”。不仅如此，历史上清朝与准噶尔用兵西藏也是经由伊犁－叶尔羌一拉达克一阿里一达木一线。由此可知拉达克地区在地理政治学中的作用。时至近代，中国政府虽然逐渐丧失对拉达克地区的控制，但与之紧邻的阿克赛钦地区仍为中国管控，并替代拉达克成为连接中国新疆和西部的重要通道。纵贯阿克赛钦地区的新藏公路的修通，更使该地区对中国西部领土安全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拉达克地区是喀喇昆仑山－西喜马拉雅山一线中印边界局势的“棋眼”，印度一直凭依对拉达克地区的控制权，单方面改变现状，频繁滋扰中国阿里地区，威胁到新藏公路的畅通。2019年印度政府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无疑是继1947年占有这片地方后的进一步政治操作。
本文基于多种历史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通过对拉达克地区历史地理演变过程的梳理，获得以下结论性认识：
（1）拉达克地区作为中国西藏故土，自古就是西藏同中亚与印度交通、贸易的节点和门户。自公元1世纪至19世纪，其地理名称几经变化，从唐朝人所称的“秣罗娑”到吐蕃人的“麻域”，再到后世所称的拉达克，但所指区域大致稳定，总体上与中国西藏维持着紧密的从属关系。19世纪中期，近代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深刻地改变了拉达克地区的政治归属，使其脱离中国控制，成为英印政府的势力范围，并为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占领。
（2）中印边界西段领土，即拉达克地区的现状，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霸权的后果。从侧面说明了拉达克地区既是东亚、中亚、南亚的交通枢纽，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有着重要的地缘价值。事实上，印度政府十分担忧拉达克与中国西藏地区历史背景和文化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隐患，试图单方面改变目前这种被动局面，故于2019年强制取消拉达克的自治地位。长久来看，这正是印度政府进一步强化对拉达克地区控制的有关政策，中国政府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目前，印度所控的拉达克地区慢慢的变成了印度对中国执行“前进政策”的前沿基地。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不能被动应对，而应该重视中国西藏地区与拉达克地区历史、文化、宗教之间的长期联系，积极引导各方关注印占拉达克地区的历史经纬，做到有理、有据、有节、有利地处理中印西部边界问题。
作者简介：张晓虹，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从事历史背景和文化地理与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
陈浩，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青藏高原地球系统与资源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黄宇，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青藏高原地球系统与资源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发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青藏高原地球系统与资源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气候环境变化与环境考古研究。
本文选自 《地理学报》2023年第9期 ，原标题为《 拉达克地区的历史地理演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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